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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等职业教育每年培育我国近四成的高中阶段毕业生，但职业教育的“存在感”和社会地位一直较低。

今年九月，我们把目光转向基金会“赢未来-职业教育提升计划”试点校——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城的蒲江职中。

蒲江县职业中专学校位于距离成都市区75公里的蒲江县城，是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。近年学校高度重视文化课教学。年，蒲江职中升学成绩优异，专科上线率达%，近三成学生考取本科院校。

成绩背后是职业学校文化课教学稍显尴尬的定位：文化课应指向升学还是就业？教师应重点培养学生应试能力还是职业能力？

中职文化课孰进孰退，似乎还没有答案。

“太累了，其实很饿，

坐在那也吃不下去”

结束上午连续四节语文课后，四十八岁的张晓丽老师打完饭，来到蒲江县职业中专学校食堂的一个角落。肩颈、手臂、腰背和脚踝的酸痛，让她的思绪难以集中。中午的食堂热闹后又渐渐冷清，而她坐在慢慢冷却的饭前，始终没有动筷子——“太累了，其实很饿，但是坐在那儿也吃不下去，至少休息10分钟才能开始。”

这样的“休息”对张晓丽而言几乎是常态。

就像蒲江职中大多数文化课老师一样，张晓丽排课紧凑。“一周要上十八节课，还要带三个早自习、三个晚自习，从高一到高三一共五个班。”每天早晨六点半，张晓丽早起，赶去跟学生的早自习，有时直接开始第一堂课。在没有教学安排的时间里，她忙于备课、批改作业、一对一辅导基础薄弱的学生……一天就这样被大块小块的时间填满了。晚上九、十点，到家的张晓丽浑身已酸痛难耐。但她并没有完整的周末可以休息——上三周课才能换来两个休息日。

高强度的教学工作下，张晓丽和同事们的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：张晓丽的近视一学期加深了四百多度；腰椎间盘突出、颈椎炎、咽炎等慢性病也属见怪不怪的“老朋友”。

忙碌的教学工作也挤占了他们的家庭生活。

有位同事曾在清晨哭着给张晓丽打长辈重病、两个孩子没人照看、上午还有四节课要上，不知要怎么办才好。

相比之下，张晓丽的孩子已经离家工作，如今她的压力减轻了很多。但她也有难以弥补的遗憾：

“以前小孩小的时候，工作太忙，在学校对别人家的小孩非常好，回来对自己的小孩没有耐心了。现在他大了，还会抱怨我脾气坏。”

蒲江职中的文化课课堂

身为教师，行业压力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。然而，对蒲江职中的文化课老师们而言，这重压力的背后还有令人无奈的原因。

数学教研组组长的郑怀群告诉我们，与专业课相比，蒲江职中的文化课老师一直处于短缺状态。“我们数学组的老师都在40岁以上，老教师人数多，之前一度有五六年没有进过新老师。”语文、英语教研组也面临着相似的窘境。

蒲江职中属于公办职业学校，校内教师岗位的事业编制有限，申请编制要层层审批。而即便分配到编制名额，也要平衡校内需求。

除了编制，中职文化课教师短缺还来自部分老师心中的困惑：为什么来职中教文化课？

“文化课就是文化课”

在蒲江职中，文化课老师工作围绕的轴心是升学。

近年来，我国的职业教育飞速发展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、普及化，高学历的重要性提高；同时，高职扩招等措施的发布，国家对于中职毕业生升学从限制变为鼓励，中职教育从就业导向转向升学与就业并重[1]。

担任班主任的张晓丽告诉我们，近年来，父母对子女升学要求明显提高了。“现在家长对升学有要求，加上经济条件也好了，就希望孩子在学校里多读点书，以后面对社会更适应一点。”与家长交流时，张晓丽更能感受到父母的焦虑——就业市场的要求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多的人拿到了大学文凭，自己的孩子呢？

如果对于中职学生而言，就业与升学是天平的两端，家长与社会则已无形中在升学的一端加上了更多的砝码。

目前，中职学生的升学方向有两类，进入本科高校或高职院校。教育部《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推动中职学生的升学途径更加多样化，包括综合评价、技能考试、中高职贯通等，但除此之外，大部分学生需要参加单招考试或对口高考进行升学。

这两类考试由文化课和专业课共同构成，两者分数占比相当。因此，中职升学并没有放松对文化课的要求。

高一、高二夯实基础，高三设置高强度应试训练。虽然这种教学安排看似与普通高中别无二致，但中职文化课还存在一个隐形却难以绕过的问题：在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职业中学，文化课并不具有最高的优先级。

以蒲江职中为例，学校文化课与专业课的比例长期是三七分[2]。高一、高二阶段，一个文化课科目只有两节周课时，进入高三才会有所增长。对此，英语老师何许告诉我们，“（课时少）确实有点恼火，但是我们学校的课时安排也是严格按照规定走的，所以老师只能自己花功夫，整合教材、挑重点讲。”文化课老师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——课余时间一对一辅导、设立班级学习小组等等，在课下为文化课学习抢占时间。晚自习时，蒲江职中请校外机构介入教学，老师们会与网课老师提前沟通教学内容，以便共同推进学习进度。

除了缺乏备考时间的现实问题，教育研究者也指出，缺乏对文化课的重视，将影响学生的综合素质、适应能力等，进而制约未来的发展[3]。这些现象指向了同一个问题：在文化课与专业课并存的职业中学，文化课与专业内容是什么样的关系？

蒲江职中的老师用创新的趣味方式教学

在教育部的相关文件中，“文化课”被称为“公共基础课”。

年教育部进行以课程建设为重要内容的职业教育改革[4]，并在去年和今年发布的新课标中进一步细化。目前，职业中学的公共基础课分为基础模块、职业模块和拓展模块，其中职业模块是为加强与职业生活、专业课程的联系所设立的。

例如，在蒲江职中，对于旅游专业的学生，语文课上通过撰写和讲解导游词提高专业技能。然而，虽然文化课通过职业模块建立与专业知识的联系，但在单招考试与对口高考中的考纲中，考核内容与专业的联系是微弱的。

应试教育涉及的文化课内容，与学生专业课内容并无直接关联，而融合专业课内容的文化课，一部分必修但不具有应试的功用，还有一部分仅仅是教师自主开展的“延伸教学”。

我国职教政策对中职院校普通文化课的定位主要在完善个人素质、服务专业学习、终身发展三个方面[5]。但目前职业中学的教学与考试似乎“各司其职”地完成着这三个目标。

采访中，一位文化课老师讲到，“文化课就是文化课，干嘛要为谁服务呢？”专业课老师则说：“让中职学生学高等数学，有必要吗？对他们来说难度太大了，也用不上，反而是浪费时间。”

老师们未能达成一致的问题，映射出我国应试选拔机制的特性：学生们在初中之后被分流，接受两种不同类型的高中阶段教育。

普通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和研究型人才为主要目的，职业教育则侧重于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。年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指出，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，具有同等重要地位”。

但社会趋势使普通高中成为首选，以蒲江职中所在的成都中考为例，普通高中录取的分数线约排在全体考生的60%，而多数情况下，未及普高线的学生才会选择进入中职就读。

蒲江职中的学生们在课上积极回答问题

“社会上的人看到高中生抽烟啊、打架啊，都会说是职高生，偏见很大的。”老师们谈到这样的现象，习以为常间只有深深的无奈，“学生多少会觉得自卑吧，我们的孩子其实都是很好的孩子。”

“教了十五年，我发现我离不开它”

理解了这种有色眼镜沉默的威力，对于学生，老师们心中都有不会说出口的心疼。

在蒲江职中的走廊里，郑怀群会看到靠边走路的学生：他们习惯于低着头，眼神向下，沉默不语。说起学生不自信的心态，郑怀群首先想到的便是这个场景。

“刚来的时候，学生都是靠着边走的，我就给他们规定，不要贴着墙走，走中间。”

郑怀群也在课堂与学习中鼓励学生。基础不扎实、学习习惯不佳的学生们，在“慢慢来”的引导下逐渐有了进步。“有部分学生，在小学、初中就被老师放弃了。但是有表扬他们就会有动力，是能克服困难的。”今年，郑怀群所带的高三班本科上线率超过一半，其余参加中招的学生也取得了满意的成绩。

学生蒲江职中操场的一角复习

郑怀群还记得一位曾经数学学习很吃力的学生，在毕业后发短信感谢她。郑怀群曾叫住屡次发挥不佳的他，拿着三套试卷叮嘱、鼓励他勤加练习。那时的郑怀群并未放在心上，但那位学生却在短信中写道，“当时我就想，不能辜负老师的关心”。

同样身为老教师的张晓丽，则经历了职业中学更长的变迁。

“我年进入蒲江职中时，改制还没有开始，当时的学生和普高情况差不多。改制后才有区别，教学上也会更困难。”张晓丽坦言，课堂内外的问题曾让她对职校文化课产生疑虑，但学生的温暖成了她对职中最大的眷恋与归属所在：每当逢年过节，张晓丽的QQ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