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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为孔孟故里、文化之邦，孔子为历代帝王师，受到尊崇。

窝阔台时期，中书令耶律楚材劝告：“天下虽得之马上,而不可以马上治”，称儒士为“治天下匠”，得到窝阔台赏识，并免除儒士徭役负担。

地方世侯亦注重招儒兴学，东平严实以宋子贞为提举学校官，“四方之士，闻风而至，东平文学彬彬称盛，实亦折节自厉，从儒者闻古今成败”。世侯专权时期，儒生仍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。.

儒家文化的新生与蒙古、色目人汉文化水平的提高

金亡后，蒙古汗廷封孔元措为衍圣公，世袭曲阜县令，给予很高的礼遇。

元太宗八年，汗廷举行“戊戌选试”，以策论、经义、诗赋三科考试儒生，“其中选者，复其赋役，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中选者免其赋役”，后“得东平杨英等凡若干人，皆一时名士”。

元世祖即位后，推行“汉法”，鼓励兴办学校，“建孔子庙及书院，有司岁时致祭，月朔释奠”，“至元四年春，敕修孔子庙，定首领官塑望谒孔子之礼”。

修建孔庙，拜祭孔子，册封孔子后裔，成为元朝统治者标榜“绍百王而纪统”，彰显了王朝的正统性。

成宗元贞、大德年间，多次诏修孔子庙，擢孔子后裔孔思诚为国子监监丞，尤其是元贞元年（）秋七月，“加孔子号大成”，进一步尊崇孔子。

武宗即位，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，多次遣使祭告孔子庙，下令禁止侵犯曲阜孔林孔庙，并令各路官员刻于各庙学石碑之上，现山东曲阜仍存有加封孔子制诏碑。

“皇庆二年（）夏六月，以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邵雍、司马光、朱熹、张栻、吕祖谦、许衡并从祀孔子庙堂，冬十一月初行科举。”

最终，孔子的祭祀成为科举开科的讯号。一直以来，孔子都是元代文人心中的信仰，朝廷对孔子的尊崇，使儒家文化延续不断。

科举复开，沉淀半世纪之久的儒生重新迈入官僚体系中。与此同时，进入中原地区的蒙古、色目人的汉化水平提高。

儒家经典大量汉文典籍碑译成蒙古文。早在窝阔台时期，“立编修所于燕京，经籍所于平阳，编集经史”，招揽蒙古贵族子弟学习汉文经典，随后《孝经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贞观政要》等汉文典籍被译为蒙古文，教授给蒙古贵族。

至元六年，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，“译写一切文字，期于顺达言事”，此后八思八文成为官方文字，称为蒙古国字。地方路府除儒学等学校外，设置蒙古字学。

至元八年，，选朝中蒙古、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子弟俊秀者入学，以译成蒙古文的《通鉴节要》作教材，并任用理学家许衡担任祭酒，传授《小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等儒家经典著作，蒙古贵族子弟开始系统的学习儒家文化。

之后，在北方各路设置蒙古字学，诸路、府官、民间子弟无论蒙汉均可入学学习。

至元二十四年，重设国子监，仍以儒家经典著作为教学内容，如《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易》等。设立后，生员二百，武宗时，增为三百，仁宗时，增为四百。生员中，蒙古人占四分之三，色目、汉人占四分之一。

一大批蒙古、色目子弟开始从小接受儒家学说，汉文化程度不断提高。

同时，因回回人善用波斯文，至元二十八年，在尚书省建议下，设置回回国子学，公卿大夫、富家子弟均可入学学习。

种类多样的官学，满足元代各阶层贵族、官员子弟入学的需求。

科举推行的艰难历程

元初政治稳定后，“汉化”政策的推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金宋灭亡时，流传“以学术误天下者，皆科举程文之士”，使统治者上层对科举取仕、儒治国的做法产生众多疑虑。

部分开明蒙古贵族、中原汉族儒士，在推进“汉法”上与保守的蒙古贵族之间斗争一直不断，如此激烈的矛盾，使科举复开，步履维艰。

元太宗十年，曾举行“戊戌选试”，分策论、经义、辞赋三科考试北方儒士，中选者余人，并诏令中选者可免除其赋役，并可与各处长官同署共事。

这次选试带有科举性质，虽然中选者“参与议事”最后没有落实，“精选入仕”的愿望也没有实现，但确是元朝采用“儒生治国”的一次尝试，向世人传达元廷“儒生治国”的可行性。

之后，元世祖即位，元廷围绕科举兴废问题展开反复讨论，特别是至元十年（）之议，拟定科举程式，其“条目之详，具载策书。”

成宗、武宗时期，也再进一步讨论，实施条例都已具有雏形，为延祐二年开科取士准备了条件。

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努力，“儒生治国”在元廷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，保守派的势力越来越小，元廷上层渐渐重视对儒生的培养，科举恢复的呼声越来越高。

同时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以章句注疏、声律对偶之学取仕的传统做法，因不符合社会的实际需求而被淘汰，以“经世致用”为追求的程朱理学越来越受到儒家学者和统治阶层的认可，儒学焕发了新的生机，儒士重新被重用，儒士的地位得到恢复。

元代山东学校的兴建

自忽必烈至元仁宗，学校的修建一直是持续上升状态。世祖即位后，由吏入仕是社会的主流，一些官员轻视儒生，征用地方庙学听讼和畜马，世祖下令“今后禁约诸官员、使臣、军马毋得于庙宇内安下，或聚集理问词讼，及亵渎饮宴，管工匠官不得于其中营造，违者治罪。”

同时，在中统二年下令“诸路学校久废，无以作成人材。今拟选博学洽闻之士以教导之，据某人可充某处提举学校官。凡诸生进修者，仍选高业儒生教授，严加训诲，务要成材，以备他日选擢之用。”

至此，中统至元年间学校大规模、普遍性的涌现。成宗时，仍继承世祖的嘱托，兴办学校以备人才。

因此，“这一时期平均每年近八处修建庙学，比世祖时增加一倍”。武宗时，各路地方长官重视对地方学校的管理。

仁宗时，各路长官督促各地庙学的修建。科举开科后，大大刺激了庙学的兴建，此时，“平均每年修建庙学七处，远超武宗至大年间”。元代山东学校建设远超前代，终元一代，元至元年间是学校修建的高峰期。

经过宋金、宋元战争的摧残，大多书院在元初早已化为一片废墟。

“至元中后期、元贞、大德年间，元代社会相对稳定、生产持续上升”，教育的发展自然而然提上议程。在元世祖忽必烈的诏令下，元代各地方州长官、县长官与民众纷纷在旧址的基础上重新修建学校，元初学校的修建、恢复，为元中期科举考试的重新举行积蓄了人才。

可以看出，元代前期山东的学校教育并没有因科举的停滞而衰败。虽然学院的修建与科举的复兴并未有着必然的联系，但不论何时，学校都在培养人材，提高文化素质，传播儒学思想等方面发挥着作用。

关于元代前期科举停废的原因，许多学者作过研究，其中姚大力教授的分析最为全面。他主要从政治层面将原因归于四点：“元朝自开国之始，官员来源比较充足”，“科举名声几乎降到极点”，“忽必烈在理财问题上与朝中诸儒的观点分歧”，“由吏入仕逐渐制度化”。

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，它们是科举复兴的阻力，但任何单方面的因素都不能够解释元代前期科举长期停废的原因，元朝前期关于科举的争论以及长期停废，从根本上反映了重开科举的条件并不成熟。

从山东地区金亡到元朝前期情况来看，金末战乱转到秩序的重建，经济残破转到恢复发展，以及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统治的稳定，都需要相当长的过程，大体上到成宗、武宗时期，社会矛盾逐渐缓和，政府的管理体制正常运作，蒙古、色目人汉化程度不断提高。

一大批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活跃在社会中，科举制度为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，重开科举时机成熟。

于是通达儒术又妙悟释典的仁宗即位，为得真儒之用，遂颁行《科举诏》。这也正是元代科举“倡于草昧，条于至元，议于大德，沮泥百端，而始成于延祐”的原因所在。